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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

  中评社香港4月20日电（记者 张爽）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近日建议特首运用权力，特赦占领行动中所有参与者及“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经纬，以修补社会撕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对中评社表示，从胡志伟的“特赦论”及各界反应来看，香港社会正在逐步形成有利于政治和解的氛围与共识，但和解不可能是无条件与无原则的，牺牲法治原则与是非标准的任何和解只能是进一步冲突与撕裂的助推器，而不是秩序与社会重建的奠基石。 

　　田飞龙对中评社说，从各方反应来看，特赦论最大的问题是未能审慎评估占中违法性对香港法治的结构性破坏，将占中违法与七警镇暴违法等同视之，缺乏基础性的是非观，不敢与占中派进行必要的切割，只抓住“和解”而未能顾及对香港法治的尊重与恢复，有调解对立之心，无实质和解与尊重法治之效。这种缺乏原则立场与审慎设计的、有点和稀泥性质的“特赦论”无法达成香港社会满意和特区政府可接受的“大和解”。 

　　田飞龙认为，特区政府及香港各派别需要思考的是：第一，附条件和有原则的“特赦”应当如何思考、设计及实现跨党派和事前沟通以及与中央进行沟通，达成一个各方可接受的稳妥方案，然后共同努力推进，寻求突破； 

　　第二，特赦之外的和解措施如何思考和设计； 

　　第三，立法会内部建立“跨党派饭盒会”，推进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议会内合作，遏制恶意拉布和本土派议员的极端行为，理顺行政立法关系，共同保障经济民生类重建法案及相关拨款顺利过关；　 

　　田飞龙对中评社表示，胡志伟的“特赦论”虽然仓促上马，思虑不足，草率收场，但却不期然实质性开启了香港的“和解政治”时代。 

　　田飞龙表示有信心期待特区政府和候任特首会朝着真正有助于维护法治权威及增加国家认同的方向开展香港的“和解政治”并逐步取得突破。 

　　以下是问答全文： 

　　中评社：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建议特首运用权力，特赦占中行动中所有参与者及“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经纬，以及修补社会撕裂。您如何评价这一提议？“大和解”是否有可能通过这一方式达成？ 

　　田飞龙：寻求政治和解及修补社会撕裂是候任特首的核心政纲，也是香港社会经历近几年不断激进化的政治社会运动之后寻求团结与重建的理性共识。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的“特赦论”积极回应了这一需求与共识，是一种建设性的心态和行动，从动机上来看代表了民主党之“民主回归论”立场及寻求重回体制内争取民主、搭建与体制之合作新平台的积极取向，也是对候任特首之“和解论”的回应。 

　　但其具体建议方案在设计上较为粗疏，缺乏跨党派共识凝聚，甚至在本党内部亦未形成充分一致意见，仓促抛出，建制与泛民均无法有效适应，导致最终流产。这也显示出民主党新领导层在政治成熟度、沟通技巧与复杂局势掌控能力上尚有欠缺。但我们应从中看到泛民主派内部存在的和解之光，候任特首及中央政府都适宜从中获得有效信心和信息，善于捕捉及沟通，在类似议题上开展更加直接与更富成效的合作。 

　　方案出现后，各派最初的反应较为积极，如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态支持，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提出了“特赦修正论”，希望附加“占中和解约章”之类的具结协议，当然也有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持反对立场，认为破坏香港法治。 

　　从各方反应来看，特赦论最大的问题是未能审慎评估占中违法性对香港法治的结构性破坏，将占中违法与七警镇暴违法等同视之，缺乏基础性的是非观，不敢与占中派进行必要的切割，只抓住“和解”而未能顾及对香港法治的尊重与恢复，有调解对立之心，无实质和解与尊重法治之效。这种缺乏原则立场与审慎设计的、有点和稀泥性质的“特赦论”无法达成香港社会满意和特区政府可接受的“大和解”。 

　　中评社：如果通过特首权力，特赦占中参与者等人，会有哪些负面影响？ 

　　田飞龙：特赦权是香港特首的法定特权，以基本法第48（12）条为依据，主要用于对已定罪之刑事犯的赦免或减刑，是政治权力基于共同体和法律秩序的整体利益而进行的特别赦免。对占中参与者的无条件赦免显然不符合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香港社会需要巩固法治权威、凝聚反港独共识以及反思检讨占中危害等整体性的社会重建工程的内在要求。 
　　 
　　这一特赦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第一，进一步损害法治，变相宣告“违法可宽宥”的导向，引导香港社会运动的不良发展； 

　　第二，干扰正在进行的占中案件审判，对法官造成不当政治压力，有行政干预司法独立之嫌； 

　　第三，对占中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未能聚焦认识和具结悔过，追求无条件特赦，为和解而和解，不能起到政治特赦所指向的政治教育和宪制再认同的根本效果； 

　　第四，与“七警案”进行特赦捆绑貌似客观中立及公道，实质将占中危害性与镇暴过当危害性相提并论，是典型的法治认识混乱和法治价值混淆；

　　第五，号称特赦属于纯粹的香港自治事务，无需向中央汇报及沟通，是对占中运动危害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整体秩序之根本属性的掩护和遮蔽，也是对中央在占中运动中坚定支持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利益和香港法治之持份作为的抹杀与无视，从而只能达成香港范围内的“小和解”，而绝非一国两制范畴内的“大和解”。 

　　中评社：香港社会是否有可能修补裂痕，达成“大和解”？您认为林郑月娥上台后是否会在这方面着力？ 

　　田飞龙：从胡志伟的“特赦论”及各界反应来看，香港社会正在逐步形成有利于政治和解的氛围与共识，但和解不可能是无条件与无原则的，牺牲法治原则与是非标准的任何和解只能是进一步冲突与撕裂的助推器，而不是秩序与社会重建的奠基石。 

　　从长期愿景来看，香港社会达成政治和解及修补裂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中央政府乐见香港社会和解与重建，并提供经济融合与民生发展方面的支持，有助于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朝着和解政治方向在具体议题上寻求合作与突破； 

　　第二，候任特首林郑月娥寻求和解及修补撕裂的政治立场明确，善意举动频繁，其管治团队必将以此为中心任务开展工作，预期会逐步取得成效；

　　第三，香港社会在目前条件下人心思定，反对派缺乏继续维持高强度政治对抗的意愿、能力及民意基础，通过和解来顺应民意和维持政治利益基本盘是一种理性选择； 

　　第四，在香港法治重新巩固和国家之一带一路战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牵引下，香港社会可能进入新一轮的“转型发展期”，以“走出香港、融入国家”作为新的社会精神与共识，而由占中运动及港独分离运动带来的高强度对抗模式将日渐式微。 

　　由此可见，胡志伟的“特赦论”虽然仓促上马，思虑不足，草率收场，但却不期然实质性开启了香港的“和解政治”时代。特区政府及香港各派别需要继续思考的是： 

　　第一，附条件和有原则的“特赦”应当如何思考、设计及实现跨党派和事前沟通以及与中央进行沟通，达成一个各方可接受的稳妥方案，然后共同努力推进，寻求突破，这需要确定某些底线，比如“占中三子”不能特赦或者只能做适当减刑处理以彰显法治价值，“七警”之镇暴违法有其执法裁量余地和维护法治公心，其特赦或减刑应较占中分子更为显着，等等； 

　　第二，特赦之外的和解措施如何思考和设计，泛民主派是否可以考虑签署一个“反港独，促民主”宣言书，与港独分离主义做明确切割，释放转向“忠诚反对派”的清晰信号； 

　　第三，立法会内部建立“跨党派饭盒会”，推进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议会内合作，遏制恶意拉布和本土派议员的极端行为，理顺行政立法关系，共同保障经济民生类重建法案及相关拨款顺利过关；　 

　　第四，泛民主派对香港与内地的融合性措施（比如一地两检、粤港澳大湾区等）以及推进国民教育的新计划持积极理解与合作的立场，拉近与特区政府及中央的心理距离，转换过时及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更加积极正面地理解国家的新发展和进步性，引导香港社会重树信心，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在重新理解国家和参与国家发展的实际行为中实现包括国家认同在内的、真正的“大和解”。 

　　我认为并有信心期待特区政府和候任特首会朝着真正有助于维护法治权威及增加国家认同的方向开展香港的“和解政治”并逐步取得突破。

附原文：

http://www.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1&kindid=0&docid=104649953&from=tim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