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读一本好书，无异于获得一种好享受，而且徜徉其中，还可以了解到一个都市的政治经济、人情风俗。

《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就是这样的一本好书，它不但为我们披露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港英统治下的香港诸多不合理事，而且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香港社会的风情画，将香港下层市民的生活实录呈现眼前，还能使读者了解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一些国家谋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而引起的苦难和不公正。

作者简介

杜叶锡恩女士Elsie Hume Elliot Tu，（1913－2015）1913年出生于英国泰晤士河畔纽卡素，父亲为电车售票员，大学毕业后在英国教小学和中学。1948年到中国南昌传教三年，1951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香港。1954年创办慕光英文书院。1963年至1995年任市政局议员，1988年至1995年任立法局议员及担任各咨询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1998年任临时立法会议员。她同时为国际司法组织香港分会会员、香港妇女协会名誉会长及国际妇女会会员。1985年与教育家杜学魁先生结为伉俪。1988年获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l994年获理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获大紫荆勋章。杜叶锡恩是香港著名的社会运动家及教育工作者，一生热衷于社会服务及教育工作，对推动民生的改善不遗余力，在市民的心目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被称为香港社会运动的老前辈。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在香港寻求正义

第1章   20世纪50年代初次感受香港
第2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香港
第3章   香港的两个市政局
第4章   小贩成为贪污受贿者的猎物
第5章   长期存在的住屋问题
第6章   房屋政策刺激了贪污受贿
第7章   为注册学校所经历的考验和磨难
第8章   关于官员、承包商和三合会
第9章   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
第10章   甚至连司法系统都 
第11章   贪污受贿之风蔓延到交通部门
第12章   两个不满的夏天：1966年和1967年
第13章   葛柏的案子使事情败露了
第14章   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在成功地履行其使命吗
第15章   香港的民主
第16章   循序渐进的民主
第17章   1992-1997：香港的过渡时期
第18章   2007年以后香港的前途
第19章   殖民者的无知

第二部分   民主遭遇了什么
第20章   为什么要写书谈民主问题
第21章   民主为何物
第22章   民主的发展
第23章   马基雅弗利时代
第24章   帝国主义思维
第25章   一个偷来的国家有多么民主
第26章   经济殖民主义
第27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西斯主义
第28章   门罗主义的遗产
第29章   民主遭到曲解
第30章   民主的新概念
第31章   投票制度
第32章   关于民主和假民主的言论摘录

后记

附件

附件A   关于1966年香港政局的报告

附件B   在国际妇女联盟会议上的演讲

附件C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香港的生活

附件D   1993年2月致英国议员的信

附件E   就彭定康政改方案的修正案发表的演讲

附件F   在彭定康取得了代价惨重的胜利后致英国议员的报告

附件G   致艾伦罗杰斯议员(反对党工党的前座议员)的一封信

附件H   就彭定康政改方案辩论致议员们的信

附件I   日本的头号战犯和美国战后与日本战犯的勾结

作者自述

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何梅荣)

精彩摘要

第一章

20世纪50年代初次感受香港 

        我们最后一批传教士是在1951年2月离开江西省省会南昌来香港的。一些年长的传教士早在1949年初中国内战的战火逼近该省的时候就离开了。然而，新的共产党政府没有强迫我们中的任何人离开。这个新政府于1949年年中到达南昌，同年10月宣布战胜国民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事实是，共产党接管之后，社会状况的确有了改善。原先有人对我们说会发生各种暴行，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减轻了，经济有了起色，法律与秩序恢复了，电力，道路，通讯和运输也都大大改善了。我们无从了解是否中国所有地区都是这样，但江西是一个特别的省份。南昌曾是民望很高的周恩来的指挥部所在地。我们传教士很幸运，因为负责处理我们的事务的那个人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知道该如何同外国人打交道，而且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关如何同新政府打交道的有益忠告。

表面看来，一切都好，所有中国人，连军队在内，似乎都不介意外国人存在于他们之中，尽管从理论上说——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都是属于敌对营垒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北朝鲜同得到联合国支持的南朝鲜之间爆发战争之后。那场战争中，我们在中国的一位教会长老的儿子在为北朝鲜作战时阵亡了，当时为他举行了英雄式的葬礼。然而，快到1950年年底时，我们听到这样的传闻：所有传教士都将离开中国，而且，英国政府大概也已告诫所有英国国民离开中国。我们的中国朋友也劝我们为自己的安全着想离开那里，尽管政府从未把我们当做敌人来对待。不过，由于朝鲜开战的关系，局势是高度紧张的。于是，我们决定先去香港，到那里再制定前往婆罗洲与我们的教会成员会合的计划。结果，我们一直没有离开香港，我本人竟在这里呆了50多年。

乘火车到罗湖边界再前往香港，一路很顺利，从中国这一侧的村庄深圳越过窄窄的小桥到达河的另一侧、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也没发生任何事情。桥的这一端飘扬着中国国旗，另一端则是英国国旗。怀着理想主义的我当时相信，英国国旗代表着英国的正义。但我很快便发现我想错了。 
到香港后不久，我们拜访了我们在香港的讲英语的教会的成员。其中有一位在港府工务局工作。他对我们谈及无视一切法律和政策的贪污受贿现象。这令我非常讶异，因为我原以为香港是由一个民主政府治理的，这个政府以保障英国的正义而著称。贪污和正义是不相容的。我认为这位工务局的朋友一定是在夸大其词。但他没有。 

我们最初见到的人中还有一位为香港政府工作的医生，是一位欧籍人士。他证实了工务局的那位外国雇员对我们讲述的事情。他建议我买一部照相机，把我所见到的这类现象拍下来交给报章去发表。他说，对付贪污受贿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把高官们“惹火”。“惹火”是他的原话。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忠告，但可惜我当时无法把这一忠告付诸实施，一方面我买不起照相机；另一方面我的教会严格限制妇女站出来讲话。我的前夫甚至不许我给除了亲属和私人朋友以外的任何人写信。至于批评政府，我们基督徒理应把注意力集中于天国中的事务而不是尘世间的事务，因此，不许我就我所见到的不公正现象投书报章。 

我们到香港没几天，一群中国人就到我们下榻的“士兵与海员之家”来看我们。他们要求我们留在香港，在他们的寮屋区教堂工作。这个寮屋区位于黄大仙区的一个叫做启德新村的地方。我们解释说，香港的房租太贵，我们住不起。他们便在他们的租金便宜的寮屋区内为我们找到了一套非法住房。在那里，我们很快就了解到一些贪污受贿现象，因为寮屋区的每个人都不得不交钱给黑社会帮派，而索要钱财的名目是各种各样的。在我们拒绝交纳“保护费”之后，有人不止一次企图对我们在该区内的住处行抢。当时的强盗通常都是抢一些小东西，连袜子和其他衣物都是目标，尽管我们放在三楼阳台上的自行车也被偷过。这些被偷的自行车后来被找了回来，我猜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的缘故，而不是因为警察的破案本领高强。外国人可以避过不公正现象，而中国人就时时生活在对不公正现象的恐惧之中。寮屋区中的人经常受到黑社会分子的骚扰，这些黑社会分子的行为就好像是腐败的政府官员的税收大员，他们抢夺来的钱财与这些官员分赃。对欧洲人行抢是有很大风险的。政府不希望外界知道在那个腐败的时期假英国正义之名所发生的事情。 

我对我们的教会感到幻灭并最终于1955年永远离开那个教会，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就这些不公正现象仗义执言只是其中之一。退出教会导致我的婚姻破裂。面对不公正，我觉得我无法在缄默中生活，同时我也不能继续接受教会的保罗教义，它与基督的教义似乎不搭界。它的偏狭胸襟令人无法容忍。一旦摆脱了教会的束缚，我就可以对殖民政府所纵容的贪污受贿和不公正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了。说到这里，我必须指出，在有些居住在这个殖民地的殖民者的想象中，我的目的是制造麻烦或者“推翻”政府，但我根本无意这样做。在我看来，政治变革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如果他们对政府感到满意，我将只致力于消除最严重的不公正现象。在本书的这一部分，我将讲述我所记得的某些这类事例的来龙去脉。

精彩书评

倾听充满正气和洞见的声音

——《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读后感

陈映真

在第二次大战前，全世界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地区和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殖民地，在十六世纪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重商主义的掠夺，意味着对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的抢掠，奴隶劳动的贸易和残酷役使﹑殖民主义贸易的商品作物的榨取，以灭族为代价的土地掠夺。

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工业资本帝国主义的瓜分地球，则意味着强行鸦片贸易，毒害全民族；也意味着不平等条约的重重枷锁下独占海关，路权，内河航行权，划分势力范围和租界，割占殖民地，倾销宗主国的工业产品；政治，军事的控制；使殖民地经济完全附属于宗主国独占资本主义的利益，更不必说对殖民地心灵，文化，历史和传统的严重挫伤和扭曲。 

二次大战结束后，一些宗主国如德，意，日，英等在战争中受挫，力不从心。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战前的殖民制度无以为继，帝国主义各国采取了新的方略，企图保持和延续昔日殖民地的利益。于是在殖民地反帝斗争的浪潮下，佯为给与前殖民地形式上的政治独立，骨子里拉拢旧殖民地时代培养的买办精英，保证前宗主国在前殖民地的利权，是谓之“新殖民主义”。 

二战末期，蒋介石曾向同盟国表示过战后自英国收回香港的意向，据说也获美国同意。但丘吉尔坚持继续殖民英军根本无法保护使之免于沦日的香港，在列强姑息，蒋介石无力力争情况下，当日章旗在战后香港降下，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又在香港战后的天空飘扬！ 

一九五〇年六月，韩战爆发。东西冷战达于高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霸权主义，在辽阔的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打击反新殖民主义的民族民主运动，扶持和巩固亲美英的反共法西斯政权，以白色恐怖的“国家恐怖”残酷清洗自战前殖民地时代以来就进行反帝，反封，反殖的人，历史，思想和价值。而在旧殖民地时代中与殖民势力合作的买办精英，则在极端反共意识形态统治一切的时代，不仅得以延命，而且与新殖民主义外国主子和其国内的代理人相温存而辉煌腾达。 

而于是殖民制度“结束”恢复了政治“独立”后，对殖民历史彻底反思和清理的机会，因反共冷战体制的统治而丧失。殖民主义下悲惨﹑抑压的历史，一变而为“落后”的殖民地化前的社会带来“现代化”的历史。日本人说，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战争为今日亚洲的独立和经济发展奠基。日本人和少数不肖的台湾人，异口同声说，日本统治带来以日语为“国语”共同语的制度，带来现代文官制度下廉洁，效率的统治；带来了公共卫生，现代教育。总之，殖民化即现代化！ 

一﹑殖民地香港普遍﹑深重的腐败 

战后，在广大亚非拉地区前殖民地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有不少人以文学作品，评论的形式，揭发和控诉殖民地历史中的伤痕与罪行。在日据下的台湾新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除了一九四〇年初极少数“皇民化文学”的“作品”外，都描写日本殖民地下台湾生活的压迫，艰难，贫困化和反抗，写日本统治者的残暴与腐败。但这些文学，在一九五〇年后，都被归类为“左派”文学，横遭台湾国府当局禁阅，而逐渐湮灭。一九五〇年后编入反共“自由世界”的台湾，受美，英，西方反共，西化思潮的统治，满脑子亲美思想，根本没有脱殖民和殖民史批判意识。而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知识分子成为对宗主国效忠，编入英殖民地统治下政治和文教官僚体系，成为殖民地“合作精英”，从而也长期没有激活“脱殖民”的思想理论工程。因此，一九五〇年后的台湾，“殖民主义有功”，“殖民制度带来现代化”之论，在精英中占主流地位，和前宗主国“学界”互相唱和。在台湾，谁要主张殖民地体制的不是，谁就是“共产党”，“民族主义份子”和“亲中派”。 

就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去年八月，在香港居住了五十四年的英国人杜叶锡恩女士出版了一本对“殖民地后”的历史都不曾清理过的港台皆有重要思想与现实意义的书﹕《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沥述了一个有坚定的正义感，追求公平正义不妥协，批评英国在港殖民制度的歧视，腐败不遗余力，对当前以美国为首的“经济殖民主义”怀抱忧思和儆惕，一心一意维护一九九七年香港在恪守《基本法》基础上顺利回归过渡的，香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对香港正式回归前五十年──包括回归前夜的回忆，表现殖民地香港英国人极少见的正气，执着，诚实和理想。 

英国是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三百年。英国又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长期的殖民地统治技术上的经验。一般都说英国殖民方策很“现代化”，开明，殖民地官僚和当地亲英国化精英合作，以现代文官官僚统治，廉能而公正。然而作者却告诉我们，一九五一年后她到香港之后所见，是贪污腐败和贿赂公行，无处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感染了殖民地香港社会的全构造！ 

当时的香港公安政法机关，和当地黑社会“三合会”共生，鱼肉人民。五，六十年代香港公共交通施设不足，私人为生活“非法”经营小巴，小客车者众，这些升斗小民，自然成为“三合会”勒索敲诈的对象。在警察环伺下，三合会在车站站点公开收取保护费，警察却视若无睹，因为三合会收的钱，会和警察分赃。此外，举凡开店，摆摊要上牌，取得许可，都必须直接或通过三合会贿赂。甚至于要办学，在医院要求照料，找一份差事，取得“公屋”居住权，公职职位买卖，邮寄包裹，批发场的交易，都要给某一个或多个关节贿赂打点。更糟的是，贿赂层层分赃，非但贪得无厌，整个公安，官僚机关的权力反而成为殖民地香港巨大贪渎结构的保护体。任何人向公检机关举发，往往收到“查无实据”的回函，甚至召来三合会份子殴打，打砸。于是“政法加三合会”的罪恶，黑暗结构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大吸血虫，附着在香港广大升斗小民身上，尽情吸食其膏血，而殖民当局历任总督竟视若无睹。到了一九六零年代，香港几乎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贪渎机器，终于引爆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的市民暴动事件。 

受到市民暴动的影响﹙大陆文革只是暴动的外因﹚，港英当局在一九七四年推出了“廉政公署”，基本上打击了殖民地香港腐败结构。然而据本书作者指出，由于“廉政公署”没有起诉权和审判权，不免有为德不卒之处，使殖民地高层白人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对白人，英人官吏的“治外法权”，让他们秘密辞官，带着贪渎积累的巨富“退休”回到欧洲。香港的贪腐今日也许基本遏制住了。和贪风斗争了五十年的作者，语重心长地要今日香港为政者，心存“为人民服务”之志，汲取教训，更好地保证杜绝腐败的恶疾！ 

二﹑“民主”在香港 

作者在书中多次着重指出，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英国，终一百五十年对港统治，从来没有在香港施行过民主，总是以保证香港的“稳定”，“繁荣”为借口﹙一九六六，六七市民暴动后，又以香港在一九九七回归中国在即，已经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民主改革为托辞﹚，拒绝在区议会和立法会安排几个民选的议员。 

作者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五年任香港任市政局议员，一九九五年任立法局议员，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被选入保证香港和平回归过渡的“临时立法局”议员。估计除了一九九〇年代中后经由民选担任公职，也有由港英当局指定的任期。这样的港英当局，在一九九七年，为了联合在港亲英反中的精英，破坏香港和平有序的回归，达成滞留港英殖民势力，破坏中国将香港和平回归的既定﹙依中英协议的“基本法”﹚政策，在彭定康策动下，突然在一九九七年主张直选立法局议员和区议会的“突然民主化”政策，使作者感到港英殖民者的伪善与险恶。

作者披露，当英国确定其对香港的“租期”将于一九九七年结束，“香港突然冒出一类新政客”，其中有人与美国关系密切，自称“民主派”。但这些人在殖民地香港腐败统治下荼毒港人的时候从来不曾对社会不正义过问过。作者指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群亲英﹙美﹚，“反中的积极份子”。他们和殖民当局一道，力图为香港的回归设置障碍。他们先是要求主权归还，治权归英国，只在香港升中国五星红旗。遭到中方拒绝后，又提出“延长”英国治港三十年，又遭峻拒。中国坚决主张一切依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在一九九七年回归。而“……令所有的人意外的是，在中国治理下，香港人民享受了比英国人统治下更为民主的制度……。” 

一九九二年，英国当局突然阵前换将，将原定留任到一九九七回归时的卫奕信总督撤下，换上了殖民主义者彭定康，带着一篮子阻挠和平顺利过渡的计划来港履任末代总督。其来港行前，还在英国首相府，与首相共同会见两个今日香港“著名”的“民主派”，打算不惜违背《基本法》规定改变市政局，区议会，行政局和立法会的结构与功能，结果经历了斗争，被中国打销，回到《基本法》的方针上来。 

作者杜叶锡恩对英国殖民主义体制深恶痛绝，对香港终能光复回归中国深为高兴与祝福。在书中，她对古巴，北朝鲜和中国革命表达了同情和理解，但她却绝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派。她出身英国工人阶级。一九四八年来中国传教，不久就对在华西方教会的民族歧视和信仰上的伪善心生厌恶。四九年大陆解放，五一年随教会撤到香港。一九五五年她因长期来眼见教会的伪善﹑种族歧视和令人窒息的原教旨主义，宣布离开教会，继而从事为香港社会深为贫困和不公义所苦的弱势者的利益奔忙的工作，饱受打击和挫折，却只能使她逾战弥勇。长年为民众奔波使她得以跻身区议会而立法会议员──虽然她坦白自承她的白人背景使她免于受到打压或递解出境的报复。 

她不相信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普选能保证“民主”。她认为花大钱，媚俗煽动，接受企业“政治捐款”的“竞选”只能欺骗选民，强化权力与﹙企业﹚金钱的苟合。在她看来，民主﹙democracy﹚是真正使人民群众﹙demos﹚作主的制度，是挑选真正能“为人民服务”，心中常存人民的疾苦，深入民众和他们的生活中，调查和研究深重的民瘼，从而提出具体针对的改革立法和方案。她批评高高在上的英国殖民当局，立法会议员，都不了解香港和港人的真实问题和实态，尤其是那一帮跟着彭定康“突然”登上政治舞台的一些“突然出现的‘民主派’”。在她看来，他们是亲英反中的急先锋，“相信其中有人和CIA关系密切”。 

但她也不相信革命。在一切改革，改良陷于明明白白的绝望，人们容易选择革命。“但革命也带来令人惋惜的负面结果”。在基本上，作者是一个诚实，身体力行，坚定不移的改良主义者。而她的改良主义也确实成就了许多在香港的卓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她明白的说，在殖民地香港，只有英国人统治阶级和在港白人以及极少数亲英华人豪商享有“民主”。而她正是利用了殖民地白人享有的“民主”，为被殖民地非理生活所迫所苦的港人呼号改革。她不主张当下企图扰乱香港的一步到位的“直选”民主。她赞扬中国坚守一国两制，恪守《基本法》不动摇的渐进，有步骤的民主工程。 

三﹑儆戒新的“经济殖民主义”

作者指出，帝国英国，曾为了加强自己的霸权，而不择一切手段达成富国强兵，统制宇内，奴役他人的目的。希特勒的帝国，二战时的日本都做过相同的迷梦，但无不在战败和衰落中结束。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做为新兴大国崛起，自恃其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巨大杀伤性武器，战后五十年来，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任意施加经济封锁，殃及无数老幼妇孺，发动政变，蹂躏民主和人权。美国并且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做为干预他国财经政策，为其跨国公司谋利，进一步扩大世界范围内严峻的贫富差距，业已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忿怒的反拨。美国，像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深信自己有统治和征服世界的“道义责任”。 

作者杜叶锡恩女士更认为“二次大战后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在冷战体制下，美国支持各扈从反共独裁国家进行了以清除共产党人为名的﹑组织性的人权蹂躏运动，杀害了数百万人。美国以贩毒，走私，武器买卖支付全世界反共亲美战争与政变，设立国际性恐怖训练学校，秘密培训酷刑拷打强暴逼供的“科技”。作者也侧重指控了美国及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军”对伊拉克丝毫不顾及国际正义和法律的恣意侵略，对无辜的伊拉克老弱妇孺造成重大伤害，而对世界舆论的谴责不屑一顾。总之，作者把这种以重武装﹑跨国大企业﹑国际金融工具为手段干涉和控制世界以满足帝国霸权利益者，为“经济殖民主义”。 

四﹑从台湾回看香港 

关于“殖民地现代性”的分析，思想家马克思早在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作过非常科学的分析。他在论及英国对印度斯坦的统治时，就说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同时表现破坏性作用和“建设性作用”。破坏性──掠夺，压迫，榨取种族歧视和压抑，使殖民地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灵附庸于宗主国，破坏传统文化……而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