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导读

一百年来，居住在海峡对面宝岛台湾的普通人，究竟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台湾经济的发展经验又有哪些对于今日中国大陆有借鉴意义？台湾作家、诗人杨渡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一百年漂泊》（台版书名《水田里的妈妈》），以作者自己的家族——一个一百年前从大陆避祸逃到台湾定居、迄今已经繁衍了十代的农民家族——为原型，讲述了台湾百年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

内容简介

我们这些移民的后代，其实更像是祖先从唐山流浪出来的时候，从路边捡起的那一块石头，在生存与打拼的扁担上，在流浪死生的旅途上，我们顽强滚动，磨蚀碰撞，漂泊四方。 

我们再不会遇见父亲母亲遇见过的这些人，这些事，这些时代，这些情义了。历史只给了人们一次机会，去见证转型的瞬间，那奋斗的勇气、流离的辛酸、扶持的温暖、决战的魄力和永恒的漂泊…… 

在记忆衰落的时代，《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作者杨渡用文字记述家族细事，见证着台.湾社会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现代工商业和电子时代的近代史。 

娓娓道来的平实书写，却如此动人心魄，这小仅仅是文字之功，更多是来源于深厚的人生体验和历史真实的力量。

作者简介

 杨渡，台湾知名诗人、作家。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农家，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2008年起，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筹办过《两岸汉字艺术节》，筹办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举办两岸大学生书法交流展等十余项两岸文化活动。

图书目录

序言：读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 赵刚 

序曲 

第一章：三合院 

第二章：通灵人 

第三章：农村的奋斗 

第四章：铁工厂时代 

第五章：青春俱乐部 

第六章：夜路流亡 

第七章：母亲的家园 

第八章：温泉乡的吉他 

第九章：告别的年代 

第十章：真像一场眠梦 

终曲 

后记：驾到最初的一念

序言

 赵刚|一曲告别“短工业化年代”的哀歌：读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

 九月中旬，杨渡兄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有一篇新近完成的名为《一百年漂泊》的书稿，想请我写点东西或是给点意见之类的。这本书主要是以他父亲，一个原本注定只能是台中乌日的乡下农民，在1970年代磕磕碰碰起起落落，终而成为成功的锅炉制造业者的一生故事为纲，但也兼写了头家娘、地方、家族、信仰、中小企业、工人的故事。“这本书或可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吧！”──电话那头的杨渡如此说。我告诉杨渡，这件事要是急的话我没办法，我正在为11月初的一个对我而言颇重要的研讨会的论文而犯愁呢。杨渡说，不急不急。老实说，挂下电话，我有点狐疑，儿女不是不能写父母（或反之），但要写得回荡婉转写得有公共意义，也的确比较难，因为常常作者那一厢情愿的耽情，不见得也能让读者们产生共鸣。最近这些年颇流行作家爸爸写儿子写女儿，我就常不免诧异于这些作家的胆大，这样亲密切肤的关系也敢动辄写一本书？对象越写越近，世界越写越小，就不担心如此的写作泄露的不是经验的逼仄与创作力的枯竭？于是我想起陈映真的一句我以为的名言：“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写作！”

 11月初的研讨会结束了。为了言而有信，我把杨渡寄来的电子文件带到学校附近的影印店打印，乖乖，A4纸密密麻麻地印了近三百页，《序曲》与《终曲》头尾之间竟连绵十章。利用课余事亲之余，我一页页读下去，竟然发现，没有勉强，感到兴趣，颇有收获，甚多感慨。左传里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而杨渡兄不正是一个孝子吗？而且还是一个对大家都可以有所馈赠的孝子。杨渡说得很精准：这本书“告别的不只是父亲，是一个时代。”这本《一百年漂泊》在一个伦理的意义上，是一个孝子为亡父作的一本巨大“行传”，虽然我必须说它和传统的行传不类，因为它并非只是旌表扬善而已，而更是子对父的善恶清浊都试着去尽可能地认识理解，从而认识理解他自身的一个努力。但在一个知识的、社会的意义上，它更是对台湾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的极其压缩的“短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见证与一纸吊文，以他的父母亲为陀螺，画出小人物在时代的快速旋转中，在社会的坑坑洼洼中，颠扑冲撞的线条痕迹。因此，这本书的难得可贵恰恰在于它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维度中的书写，而是以饱满的对亲人的感情为底气，努力张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与反省。而正由于所书写者是小人物，因此完全没有某些作家写大人物父亲所带着的浓浓翻案风，因为这样的小人物在历史上根本是无案可稽的。杨渡的写作救赎了他的父亲，更救赎了整整一代的小人物，使之免于被体制化的大官大腕才子佳人的历史书写所遗忘。因此，这本书的确是“可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的！岂止，透过“魅寇”（杨渡父亲名字“铭煌”的日语发音）的不寻常的旺盛生命力，我们看到了一般社会经济史所难以勾画出来的隐密而惊人的线条，因为魅寇虽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人物，但却在他力所能及之地，努力撑破体制与现实所加诸于他的种种限制，而这或许是众多关于台湾当代的工业化或发展叙事所无从着墨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它们太强调那些既存的结构或文化条件了。杨渡在《终曲》里也如此说：“是的，一个时代，一个属于工业时代的风景，正随着父亲的离去，慢慢结束了。”读这本书，让读者在魅寇的翻腾不定的无畏人生的结束后，深刻地感喟于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又将如何安身立命？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并迎向未来？我们，又将如何被后人回忆与理解？

 这本书是以主人公魅寇的老病临终为楔子，引领出每一章的历史回溯。今昔交织，使得叙述张力饱满。从铭刻着“弘农堂”这个堂号的一间老三合院，作者讲起台湾的1960年代，一个工业化的马达声即将响彻全岛之前的酝酿蠕动时代。在书写中，杨渡将这段工业化前的农村史和先人渡海来台、日本殖民统治、美军大轰炸、成功岭的马场、神风特攻队，以及父系与母系的父祖辈的湖海漂泊或神鬼离奇或兼而有之的命运，以一种蒙太奇的方式拼贴起来，使读者在平静的叙事中隐隐地感受到远方的风雷与脚下的震动。读杨渡的书，让我不免想起台湾这个岛屿的故事的离奇荒诞与血汗现实，丝毫不让于拉美，但为何终究没有出现那样的“魔幻写实”的文学？这当然是离题了。

 在杨渡笔下，1960年代有一种以“三合院”为核心象征的前工业时代的人文与自然为底色，结合起当时的政治肃杀氛围，形成的特殊“美感”（姑且如此用吧）。1970年代则有一种以“锅炉”为核心象征的工业时代的求变求新的狂热、希望、投机、肌肉与阳刚，而这当然也是一种美感。但他似乎对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乌日丧失了一种热情，乃至连一种淡淡的、颓废的美感耽溺也没有。那是一个或可说是以“高铁”（以及高铁旁边废弃的农田、商城的规划用地）为核心象征的“去工业化”的乌日，象征的是一种精致的、冷漠的、傲慢的、终结的、遗忘的“文明”，既没有向前的热情、也失去了对传统的虔敬。于是他看到了那经历“1970年代的大兴盛，1980年代的狂飙，1990年代的没落，现在已经彻底转移到东南亚”的中和纺织厂废墟，而在原址上建立了人声嘈杂超市卖场还有幼儿园。于是他叹息：“有一天当所有改建完成，过去的厂房建筑都消失，再不会有任何遗迹可以见证纺织厂的故事了。”这也就是整篇故事为何萧萧然地从高铁乌日站开始讲起的原因吧──这里有一股极深的难以言喻的落寞。这就是我为何说这是一篇为那个「短工业化年代」所做的诔文。

 如尤里西斯般的漂泊的台湾男性，之所以能漂泊，最后还是因为他有一个“水田里的妻子”。杨渡的叙事里让我颇感动的一个图像是：当“现代化”工厂的总经理魅寇，以应酬之名在外“漂泊”时，他的妻子，杨渡的瘦小的母亲秀绒，不但要顾上一家老小，还得要咬牙担起向来只有男人才做的事──喷农药。多年后，目睹这一景象的六叔公总是向人说：“这么小粒子的妇人，农药桶快要比她高，有这种力气去喷农药的，这一辈子没见过，只有阿秀绒一个人。”这，大概是为什么杨渡的书写到了最后第五稿还是定不了题目的原因吧！因为他总是挣扎于指出这出时代剧的真正主人公到底是他父亲还是他母亲，或甚至于，要认同的是“父”还是“母”所体现的价值！有时，我认为他认同的是“母”，但我旋而又觉得我似乎是误解了。一直读到《后记》，我才知道杨渡把书名从《一百年漂泊》最终改为《水田里的母亲》，并不是因为，如我之前所臆想的，当父亲一头热于办厂交际应酬自以为现代人时，母亲一肩扛起了家事与农活，并像一个男人一样在水田里劳动……，而指的是他母亲为了躲避来拘捕她的警察躲在一方水田中，满脸泥泞不掩惊慌，在暗夜中被她的儿子找到，而后开始流亡生涯的母亲。这个母亲形象诚然很生动乃至伟大，但却不是一种承担家族与传统之重的母亲形象。

 作者在书的《后记》里也还如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一样，仍然抱持着一种信念与坚持。在指出了台湾发展经验的沉重代价后，杨渡说了一个宝贵的“然而”──“然而，一如台湾民间所信持的，无论多么扭曲、多么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

赵刚 2014/12/2

于台中大度山

 精彩摘要

 阿达仔还在念，妈妈就说起父亲年轻时代做“铁指甲”的往事。

“你知道吗，那个打铁匠陪他做了一年多，最后打铁匠都可以打金戒指了。你知道最后怎么结束吗？”

“啊？”阿达仔张大了嘴。

“是拼不过泥土的吸力，才宣告结束。”妈妈说，“这一次，才刚刚开始呢。”

“阿弥陀佛，不要再一年，再半年我就起痟了！”阿达仔说。

 这一段时间，父亲一边做，一边再找工程师、教授，把各种实验方法和结果，拿去请教，但找不到答案。他可以做到把铁管做成圆纹状，确实已增加了传热面积，但就是无法呈螺旋形状。就锅炉来说，非要螺旋形才能让水流顺利通过，否则水温无法均衡受热。

 有一天晚上，已经十二点了，他请阿达仔做最后一次修正。他认为，再修正一下，也许就可以了。可是，到了半夜两点多，工人拿来一根管子说，可以做螺旋形了，但管子还是会变形，弯了。

 他看着发呆，一想再想，抽了几根香烟，无解，最后放弃了，说：“你们先下班回去吧。”他自己坐在办公室发呆。

 妈妈半夜起来，看他还在画图、抽烟、发呆，怕他有什么痴病发作了，就倒了一杯茶给他说：“先睡一下，明天再来吧！要不休息一下，打两天麻将，脑子放松一下也好。”

 睡觉前，妈妈想起了乌日村子里那个叫“空竹丸仔”的人，他年轻时，据说是很聪明的读书人，只是书读得多了，想得太多，竟发起了痴病，最后“起痟”。她不免有些担心。

 隔天一早，工人还未来上班，父亲已经坐在设计桌前，画好了图。一夜未睡，满桌子烟灰，他叹气对妈妈说：“昨天有一根轴心，可能设计错了，今天再修正一下看看。”

 下午的时候，妈妈只看到他拿着一根铁管，那是一根有着旋转圆弧的管子，黑黑的，外表有点粗糙，表皮磨得沙沙的，不好看，但已经成形了。他对着所有办公室里的职员宣布说：“生出来了！我要做的，生出来了！”

 他后来说，当时他在心里对着日本国方向，大叫一声：“干，我做出来了！”

 他把这个技术拿去申请专利，专利权可保有十年。

 他成为业界的传奇：日本殖民地小学毕业生，一个农民出身的庄稼汉，一个失败的赌徒，一个欠债逃亡的浪子，一个锅炉小企业主，一个不知道热力学与流体力学的门外汉，最后竟可以突破技术局限，做出日本人都不愿意出让的专利技术，这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

 爱膨风吹嘘的父亲，总是说：“发明这个专利根本没什么，这是遗传。你去看电视剧的杨家将，几个人就可以把几万个番邦大军打得屁滚尿流！”

 他请制作车床的阿达仔和所有工人去喝酒。庆功宴的那一天，他很骄傲地透露：“屎伊娘的，这些阿本仔，真欺负人，当初竟然跟我要一百万权利金，还要每做一个锅炉，给一次技术权利金。咱不信他，自己做，终于做出来了！”

“总欸，您这一支确实比较厉害，很大支，还会旋转。咱台湾制造，比阿本仔的那一支，还更大支啦！”阿达打趣说。

“总欸，你这一支磨了两三个月才磨出来，不厉害还行吗？”工人说。

“哦，我们总欸这一支家私，拼过阿本仔了。”

 隔了一年后，父亲带妈妈去日本旅行。这是妈妈唯一一次和爸爸一起出国旅行。我们都以为会像二次蜜月旅行，有些浪漫。

 他带着她去看东京风景，看富士山，参观锅炉厂，还去居酒屋吃日本料理。主要还是去逛书店，买书，买设计用的铅笔。他的旅行箱中，总是带了好几支自动铅笔和设计用的文具。

 妈妈的感想是：“你爸爸很像电影里的小林旭，把西装披在肩膀上，喝了酒，摇摇晃晃，唱着演歌，在街头放浪，也真漂泊，不知道有没有日本婆子爱上伊……”

 作者观点

 从大陆看台湾，有七个需要了解的面向：

1、海岛vs大陆。台湾是一个海岛，我常常带大陆的朋友到东海岸，说你看过去，就到了太平洋，因为东海岸这样的地理状况，搞革命的人都没路走，这就是《悲情城市》，梁朝伟饰演的文清在政治事件之后，知道别人抓他，可是要走出去的时候，发现无非在台湾绕一圈，最后他颓然坐下，等待最后的结局。

2、移民社会vs黄土大地。台湾有七波多种移民，荷兰、西班牙以及清朝到1949年大迁徙和现在的新移民。移民社会的特性是谁都不服谁，所以内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3、殖民地五十年vs八年抗战。我讲一下殖民地50年的经验。我以前来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台湾人很奇怪，为什么那么亲日？为什么认为日本人对你那么好？大陆人可能不了解，因为台湾当年是被丢出去的，你一生下来就是拿着日本的身份证。我的祖母说：我出生是清朝人，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生了孙子变成中国人。那些巨大的变迁，那些被抛弃到外面去的命运的无奈，50年中不知道哪天会光复，所以有一位作家林文月当时在上海，提到光复的时候说，她在日本学校读书，学校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本来痛哭，哭了几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是战胜国。大陆只被日本人占了几年，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香港和澳门是租界，而殖民地是永远划出去的，这一点是不一样的。

4、国民政府在台湾vs民国印象。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施三十几年的戒严，戒严体制下没办法实施正常的民主选举、普遍选举等等，民间集会、结社都不行。大陆朋友的民国印象很大一部分是那个时期文人给大家的印象。胡适、陈寅恪也好，都是自由派的，跟国民政府很难划等号。

5、一九四九渡海传灯人与自由主义、民主运动。1949年后渡海传灯人，把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灯火传到台湾，才有现在台湾的民主化。这些渡海传灯人对台湾文化有很深的影响。有太多高级知识分子到台湾去，但台湾没有那么多高等学府，只有“中研院”和几所大学，所以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就屈就到中学和师范学校教书，结果把知识的根脉传到很年轻的学生中。因此台湾对渡海传灯的文化人永远心存感念。

6、不是黄金传奇／台湾经济奇迹的背后。

7、创新的中华文化vs传统的中华文化。

 图书信息

 书名：《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

 作者：  杨渡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6-01-01

 ISBN号：  9787108054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