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俊华在宣布参选特首时，指下届政府应该要休养生息，是指须放下政治争拗、停止内耗、推动民生发展，意思至为明显不过。不过崇信「适度有为」的梁振英，对此却不表赞同，表示「当我们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结果大家可以想象」。事实上，曾俊华自己并没有提过「无为而治」，但梁振英自上任以来的「有为」施政与行径，已一定程度反证了无为而治的可贵。笔者甚至认为，在现今的政治制度下，「无为而治」作为一种管治哲学，可能是香港的唯一出路。

读者可能知道，笔者是研究「老子术」的，那是《老子》思想在策略方面的体现，但研究《老子》亦怎样也离不开「老子政」和无为而治。最早把老子的无为学说看作是一种管治术或君王术的，当数曾学于老子的孔子，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自己不做什么而使天下大治的人大概就只有舜吧？他做了什么呢？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北向南临朝罢了。尽管孔子的无为而治与老子的不尽相同，但其背后用意却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一样，均指向「为」和怎样「为」才能治理好天下。

无为：自然、无事、善为

既然无为而治并非什么也不做，那么「无为」究竟是什么呢？朱晓鹏在其《老子哲学研究》中，指出「无为」具体来说有3层主要含义，分别是自然、无事及善为。

所谓「道法自然」，而道的这种自然性就是「无为」，所以「无为」也就是「无违」，即无违自然，顺应万物的固有本性，使之自然而然地演化的意思，这样才可不劳而成。梁振英过去4年多的施政，用内地的用语来说就是「瞎折腾」，也就是没事找事、无事生非，以致在不少地方违反了港人的「本性」及核心价值。理想的统治者应以不干涉人民，任其自然的原则治理社会，这样才会「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无为」也是「无事」——「为无为，事无事」、「取天下常以无事」。老子的「无事」是针对「有事」而发的，在他看来，统治者以其权力强行制定并推行的各种法令愈多，人民的自由就愈少，生活就愈贫困，同时严刑峻法不仅未能禁绝邪恶之事，反而使之泛滥，导致更多盗贼出现和天下混乱。其解决之道就是回到「清静无为」——「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躁动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急功近利、强作妄为，统治者若能清静无为、简政息事、还人民自由，人民就能自我化育，社会就会自我完善——政治与政策切忌急就章，对于一国两制，急就章更是万万不可。

「无为」亦即「善为」。「无为」非但是为了「无不为」，更重要的是为了善为、善治。现在连以急功近利著称的港人，也对急功近利的政治手法感到吃不消和反感，可见做到不自以为是、顺应自然而知进知止，就已经是有所作为，甚至是最好的作为了。在老子等道家看来，世上不存在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威，而无为而治无疑是「针对这种政治全能主义梦想症所开出的一副解毒剂，它力图消解统治者逞强显能、耍奸耍智、为所欲为的全能主义的政治冲动」（朱晓鹏）。对政治全能主义的追求，可能恰恰是造成社会动乱、道德衰败的重要根源。港人必须汲取教训，认清这种政治全能主义不仅无助于经济民生发展，而且更会妨碍发展，香港已没有本钱一错再错。

无为而治与中间政治的开展

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主要是针对政治上两种先天的矛盾——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以及公平的统治与不公平的制度的矛盾——因此需要以一种对立统一的方法来解决，那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在香港，无为而治对解决目前一国两制之下的两大问题——没有执政党，政府在立法会没有票，以及泛政治化问题，亦有其独特作用。

无论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有多好，但统治者的位置与作用是与其他人直接对立这一点是必然与不可改变的。不过，老子不认为这代表统治者可以因此而压迫人民、与人民为敌，反而认为这种对立不一定是敌对性的，因此在国家中，圣王作为功效的源头，必须居于空或无的位置，而其他人居于实或有的位置——「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所以《老子》中圣王的特点除了无为之外，还需要「无自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样才能够容纳他人之心，与天下浑而为一，促进社会团结和谐。

老子这种无为哲学亦可为香港目前已「异化」的政治结构与行政立法关系，提供一个典范与解决之道。由于香港不存在执政党，以致政府在立法会是没有票的，而政府为了加强施政，选择了与建制派联手，令政府和政策均向建制派一方倾斜，这就是香港政治「异化」的根源。

老子是反对这种做法的，认为如果统治者主动组织或加入一个派别，而反对其他派别，统治者自身就变成了一个党派，也就不再有资格做公正的统治者。在一国两制中，特区政府的中心立场应该是保持中立，建立中间政府，行中间共识政治，不偏向任何一方——「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统治者不亲疏有别、没有私心，所以不存在任何具体可以反对的东西，人民亦不会因为他的个人欲望而反对他——他们所反对的只会是其他人或派别，而不是反对统治者，故此没有人可以成为他的敌人。统治者的公正和中立性亦意味着他会成为所有人的领导者，成为社会的支点，从而令所有人都支持他。这无疑是将香港长年「异化」的政治拨乱反正、毋忘一国两制「初心」的办法，也是绝大部分港人的心愿。

去智倡愚即去政治化

老子的去智倡愚的主张一直为人诟病，被认为是行愚民政治。这非但是一个重大误解，而且亦可能因而错过了一个化解香港管治问题的良方妙药。从今日的角度来看，老子要求统治者要公正、无私心、不结党成派，其实就是要求统治者以自身作为榜样，约束自己以防止人民生出政治野心，防止人民做出只为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的政治性手段。君不见香港的政治竞技场被打开后，人与人之间的狡诈诡计层出不穷，人们亦用各种狡猾、欺诈的行为去获得权力，这就是「智」的祸害。所以老子有云「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因此老子的「愚」不仅不是用以愚民，反而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统治者的一个重要素质和高度的人格修养境界，所以老子一视同仁，不但主张愚民，而且主张愚己，并以愚人自许——「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期望社会可以恢复一个真朴自然、无为自化的状态，而非目前欺骗与伪装横行，人民对何谓政治、平等、公义感到迷惘的情况，使人民都可以远离政治自由地生活，免于被政治所伤害，同时统治者自身也不受政治伤害，通过非政治化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强梁者不得其死」

过去几年来的特区管治，已让我们见识到「强梁者不得其死」、「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现在舍弃慈爱而要勇敢，舍弃俭啬而要宽裕，舍弃退让而要争先，就是死路一条）的祸害与实质意义。为了回到「以正治国」的道路上，香港管治已不能再换汤不换药，必须立刻终结目前政府强作妄为、社会撕裂对立的局面，而两者均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所针对的课题。在这个社会自我转化的过程中，任何声称可以一蹴而就的办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这已到了「道」而非「术」的层次的问题，讲求统治者自身的人格品德修养在政治上的体现。正如老子所言：「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谁能够将浊水静止，慢慢澄清？谁能够在安静中启动，慢慢产生？能够固守此道的人，不求自满自大。正因为这样，才能去旧更新）

原文载于《明报》。作者袁弥昌，英国雷丁大学战略研究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客席讲师，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特邀顾问，香港新力量网络研究员，「民主思路」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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