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路」是由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和英国前首相贝理雅所提倡，原本是为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实行革新，找出一条路超越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出路。贝理雅以此为纲领，带领工党连续3次赢得大选，自己亦连续执政10年，成为工党史上在任最长的首相。

「第三条路」促双赢转化

尽管「第三条路」在西方已成明日黄花，但是它对转变观念、超越传统、重构社会、回应新社会形态下的问题与现象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纪登斯强调「第三条路」必须面对并解决5种两难困境，包括全球化、个人主义、左派与右派、政府的定位，以及生态问题——明显上述大部分困境在香港浮现已久，可是迟迟未得到正视与解决，因此「第三条路」在香港有相当的适用性。加上「第三条路」在西方很大程度是被金融海啸和其后的紧缩政策所中断，反观香港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有望通过「第三条路」一并解决政治与经济的深层次矛盾。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在西方基本上已被摒弃；不过纪登斯坚信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公义的承诺是高尚的，不仅应予以重视和继承，更应被视为社会的核心价值。然而它作为传统左派思想，过分强调福利主义及对市场的干预，桎梏了经济发展。尽管如此，纪登斯及贝理雅均确信社会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社会公义与经济效率亦非敌人，人们毋须在较少分化的社会及更高的效率之间选择——「第三条路」就是从根本找出新办法，化解两者冲突，达至双赢的政治理论与改革路线。

可幸的是，香港并未如英国般已发展成一福利国家，也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包袱，人们普遍认同资本主义，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左右之争。但随着大财团兴起，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日益明显，港人已意识到在香港已自由发展逾半世纪的完全放任资本主义及所衍生出来的垄断性大财团的特殊利益，已威胁到社会的平衡，导致社会流动僵化，人们完全无法靠自我奋斗实现人生价值——这明显是社会公义与经济效率之间出现了严重矛盾，有必要以「第三条路」的方式，重新找寻一个平衡点，恢复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平衡，方可实现可持续发展。

制度改良需理论指导

此外，随着市民对要求退休保障等社会福利的呼声日隆，意味着香港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须进行全面改良，实现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这很大程度将会是香港版本的左右之争——在实现转型之同时，又须避免堕进福利国家的陷阱，因此极需要如「第三条路」般的理论的指导。

目前社会对退保的讨论，还停留在退保究竟是权利还是福利的层面上，正正反映出政府只视退保为政策问题，未意识到这实际牵涉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事实上，这种高级的复杂问题，背后必须要有如「第三条路」般的一整套新思维和新价值支撑着，否则根本不可能引起社会的思考与共鸣，更遑论达至共识。

过时二分法蹉跎岁月

同样地，现在社会还在继续「大政府、小政府」的意识形态争论，简直是荒谬透顶！即使香港拥有「无为政府」的传统，但眼见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破坏、经济严重不均、社会公义无法得到彰显，还拘泥于「大政府、小政府」这过时的二分法，令真正的改革与「第三条路」无从出现，这不是罪过是什么？我们需要以政府的力量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创造一种让市场更适当运作的社会条件，建立新型的混合经济。这种「大政府、小政府」的意识形态之争，已令香港多年来在环境保护上一事无成，当中废物回收更是严重落后于世界，说是「香港之耻」也不以为过。由此可见，一方面生态问题是「第三条路」需要解决的困境之一，但在香港，「第三条路」更可能是问题的解决办法，能把原先对立的两种价值体系加以融合，促进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环境等的整体性协调发展。

此外，「第三条路」的提倡者早就认识到全球化及其经济秩序会对国家带来冲击，迫使国家重新定位及建立新应对机制。不过对香港最具启示作用的，该是它由始至终都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排外主义。香港固然今后都会是一个全球城市，但它与欧洲的情况有着一定相似的地方：同时存在着轻视国家、对国家过分自信，以及具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思想的人——英国脱欧很大程度就是英国政府无法弥合这几种不同想法的人的分歧的结果，而香港的部分矛盾也是由这几种不同取态的人之间的撞击所造成。「第三条路」所倡导的正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观，既要坚持民族认同，又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来反省和重构民族认同。这对于香港继续巩固其全球城市地位、处理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应具相当的积极作用。

香港已站在改革起跑线上

早前特首梁振英批评领展，作为出租公共屋村街巿及商场的大业主，不应以商业机构追求盈利最大化为由，漠视社会责任。另一边厢，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指明要解决领展、港铁和强积金对冲这「三座大山」，不介意政府在必要时跟领展打一场官司，并且在另一场合表示，近年看到数据和社会现象，了解到滴漏效应并不完美，需要政府介入才能彰显社会公义。财政司长曾俊华亦主动修改政府有关外判非技术工人的招标准则，鼓励外判商改善工人待遇。种种迹象显示，无论是社会公义与经济效率之间的重新协调，由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以至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均刻不容缓、蓄势待发。然而这条改革路线背后，尚欠如「第三条路」般富全面性、对问题有正确认识和具良好实践纪录的指导思想及价值，这可能会为未来的改革添上不必要的风险。

如纪登斯所言：「如果政治思想想要重新获得感召力，它们就必须走出只单纯对现实政治做出反应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务和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政治生活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理想与现实的可能性无关的话，它们本身就是空洞的。」治港者应引以为鉴。